●白滩忆事●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生 老 板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生老板是老乡们的称呼,其实,生老板并不做生意,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。
          据说,这生老板称呼,是从新四军时期留下的。
          东台是新四军主要的活动地之一。在电影、史书上记载的新四军对老百姓的称呼都称为老乡,可老一辈的人说,新四军对老百姓很客气,都称作老板的。黄桥大捷后,新四军在张家墩子住扎,指挥部就设在墩子里的张连安家。缴获的国民党顽军李司令的战马,不听新四军的号令,被枪杀了。“你泽亮大大还吃过新四军分的马肉呢。”奶奶在夏夜的星空下,摇着芭蕉扇,诉说着当年。当年的“生老板”是新四军任命的保长,经常要与新四军打交道,乡里乡亲的也跟着称生老板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  生老板确确实实地为新四军做过不少好事,最典型的,当时的一个游击队员在鬼子下乡扫荡时,对着鬼子队伍开了枪,后来寡不敌众,被鬼子追赶,是生老板将他藏匿到草垛里。这人与生老板结下生死交情,解放后一直做到县委副书记。而这位游击队员也与生老板成了亲戚,生老板将侄女介绍给他。
          “你姑父胆子大,那么多的鬼子,他一个人开枪就打,要不是你爹爹,惨了。”奶奶说。
          生老板的出生很苦,四五岁上就死了父母,姐姐熬不过贫寒,嫁给本村一家邹姓,却对两个弟弟不怎么照顾。祖上留下几亩洼地,出不了什么粮食。衣食无着的他,有一顿没一顿地挨着日子,实在熬不过去了,看到河沟里草丛中的蛇蛋,不管不顾地收将起来,生吃下去。
          日子过去得太久,想像不出,两个幼小的生命是怎样冲破重重困厄,顽强地生存下来的,犹如草籽,在白滩头这块荒芜的土地上,坚韧地扎根,生长,以弱小的身躯承载生命的雨露。在日复一日的艰苦中,生老板长大成人,娶妻生子。茅草房,垡头墙,篱笆扎的是婚床,娶的梅氏夫人却不长寿,婚后不久撒手西归。后来,又娶得陈氏女儿,育子之路却不平坦,连连生得十一个孩子,一个个夭折。许了多少愿,做了多少手脚,盼得能留下香火。说是要将夭折的前一个孩子的指甲烧成灰,才能留得住孩子。于是,早已安息在地下的孩子被挖出,剪下指甲火化;听得老人讲,是陈氏的奶有毒,不能喂育小孩,于是,请得奶妈喂养儿子,四十岁上生得的儿子终于留住性命,延续香火。
          与生老板相依为命的弟弟,在他的照顾下,也娶亲成家,年纪轻轻,得病早亡,新婚妻子另嫁他人。
          这些,都是小时候大人们说古时谈论的话题,零零碎碎地勾勒起一个少年生老板的粗略形象。而有印象的影像,却是文革期间生老板含冤住进“学习班”交待问题,四五岁的我在姐姐的带领下,顶着冬日凛冽的寒风,给爷爷送饭的场景。要生老板交代的,说是他当伪保长,替还乡团做事。后来终于查清了,原来,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是伪保长,生老板才得以走出“学习班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
  生老板待人和善,热情。庄户农活十八般手艺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年轻时一付好身板,是舞龙队里的骨干。奶奶讲到年轻时的爷爷,眼神中总是飞舞的神情。屯子里人家有事,总爱叫上生老板拿个主意帮个忙。按现时的说法,生老板是一个标准的“志愿者”,出主意,出力,直到帮人家把事情办好。来请的人在门外远远地叫上一嗓子:“生老板唉--”,不管手上有没有事,急急停下来应一声,递烟倒茶,邀着坐下来歇歇。

    其时,生产队里的口粮都是按计划供应,不到时候,不能开秤分粮的。那时粮食计划少,家中孩子多的,根本不够吃。好一点的,一天一干两稀;人口多的,则三顿大麦糁子粥。墩子里有喜欢“串饭”的,到了中饭事,盛上一大碗饭,走东家串西家的,说着家常,谈着事情,一圈下来,饭吃好了,话也说到了。

    生老板有时也“串饭”,满满盛上一碗饭,到墩子上走走,特别是孩子多的人家,总逗留片刻,眼睛朝桌子上看看:“有没有给孩子弄点好吃的?哎,要把孩子吃饱了。”见喝稀的人家,将自己碗中的饭菜拔向孩子的碗里:“吃吧乖乖”。朝孩子笑笑,然后捧着空饭碗,又转到下家。转一圈下来,倒是自己吃的少,给孩子们吃的多。墩子上的孩子,都很喜欢“生爹”。

    生老板的儿子是队长。开秤分粮的时间还没到,正是青黄不及的时候。各家都粗粮杂食的掺合着熬日子。墩子前面的马四结结巴巴地找到生老板:

    “生......生老.....板哎,请......请你帮.....个...啊忙,我......我.....我家揭......揭......不开.............啊开锅,想.......想.....让张队.....长秤点粮.........啊可好?”

     生老板大手一挥:“没得事,我说说,你回家取袋子吧!”    回到家,正好儿子在,他立刻说:“你给马四秤点粮,他家揭不开锅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行啊,开秤的时间还没到呢。”儿子为难。

    “可我答应他了呀,让他到队里秤。”

    “规矩是大家定的,我不能带头破规矩呀。”

    “你到底秤不秤?”生老板火了.

    “不能秤。”儿子也为难。

    “我管你什么狗屁规矩,人家已经揭不开锅了!”生老板见儿子不理会他的要求,顺手拎起一张櫈子,向儿子扎去。

     儿子气得转了出去,不再理会他。

     生老板暴跳如雷。一会儿,生老板领着马四朝自己家走来,掀起存放粮食的睡柜上的被褥,将木桄朝地上一扔,打开盖板,朝马四的口袋中装着粮食。


          生老板原来住在张家墩子的南面。几个冬日的农闲,到几十里东的海边割草,积得盖屋的原料,省吃俭用的,五十年代末,生老板终于在紧邻着墩子的沟西盖成了七架梁三间的丁头府。晚一辈的,则喊“河西爹爹”了。“当年发大水,你爷爷可遭罪了,又要割草,又要买木料,那个苦哇......”年近八旬的薛家舍的大表爹,虽然不会描述具体的细节,但叙述的口气,充满了感慨。
          许是育子之路的不易,爷爷对三个孙子孙女有着近乎溺爱的关怀。“我们家的那三张灯啊......”这是爷爷与人炫耀时的开场白。一次母亲管教的声音高了,和善的爷爷竟很认真地与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,最后以母亲委屈地大哭而结束了教育过程。
          “三张灯”是生老板的最爱,最小的弟弟则更是享受着骑士的荣耀,而跨下的"坐骑"已经力不从心,晚年的爷爷重疾缠身,从生产队的打谷场到家,“坐骑”累得直喘气。奶奶嗔怪他:身体不好,不能让孩子自己走?生老板眼睛一横:又不是累的你,我愿意!
          放在丁头府明间的餐桌只能坐六个人,生老板则一个人坐到旁边的方桌上,就着花生米,呲两口小酒,朝餐桌上看两眼,露出满足的微笑。小孩子眼馋,他则招招手,用筷子在酒杯中一点,沾着酒的筷端送向小孩,原来,生老板喝得津津有味的酒,却是那样的辣!一次两次的上当后,再也不去眼馋,他还是呵呵呵的招手。
          七十岁后的生老板终于没有了从前的活泼,躺倒在病床。农历十一月的一个下午,北风呼呼呼地在外面撕吼着,已经多日不能进食的生老板,口中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噜,母亲不让我们去学校,请假在家守着:爷爷吼痰了,怕不行。下午时分,爷爷的喉咙里没有了声音,生老板的生命,停息在七十一岁上。第二天,便是他的七十一岁生日了。
          生老板,我的爷爷,大号张连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