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白滩忆事●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我们的素质教育


         在南京大学任博士生导师的二哥回来了，带着与他差不多高的一米八的儿子，城里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，觥筹交错，杯来盏往，乡音阵阵，笑语声声。刚刚通过高考，待字南大的侄儿，虽然生在省城，长在省城，所幸家乡话不仅会听，而且会说。欢闹畅谈中，对父辈儿时的游戏典故，却不甚明了。坐在一旁的我，端杯间隙，语释其详。
 
         七月流火，正是炙烤家长心房的季节。经历着高考大关的我们，从那片称为白滩头的土地上，以农村包围城市，一个个的在城里安了家。而今，昔日的同学、弟兄家中，不少小孩也到了高考的时节。听得耳里，佳音不断，表哥家的儿子拔得本市理科头筹，这位小侄，又要到乃父供职的南大，去书写他们的故事。
 
         身高马大的侄儿津维，自幼生活在南京，考完大学，算是有了相对的闲暇，不再要去考虑课程补习之类的问题。碰到这么多“仁”字辈的，一下子伯伯叔叔的还难以分清。听他爸爸称我“老大”，懂事地喊“伯伯”，我笑笑，虽是老大，我只是叔叔了。随即老三赶来，侄儿呼之叔叔，大家笑起来，这位却要称伯伯了。称谓的謎团，在我们笑谈之中解开。
 
         白滩头，是我们村子的旧名。按照现在的说法，我们应该属移民。退休在家的父亲，遍访乡里，写谱寻源，将家族谱序上溯到清朝十代。只是这一帮子，祖上非官非商，全是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徙过来的垦荒盐民。沧海桑田，寒来暑往，至我们祖父辈，大海已经向东退去百里，煮海烧盐已经成了历史，留下的只是一片“晴天板一块，雨天泥旺旺”的盐碱地，在祖母夏夜对往事的叙说中，让贫脊艰难深深地烙在我们童年的记忆。
 
         白滩头居住着三大姓，张家墩子，邹家墩子，马家前头。也许，盐碱地的贫脊留给祖辈的记忆太过沉重，解放后地名重新登记，改成了保丰大队，永保丰收的意思，隶属头灶公社。现在成为全国文明镇的头灶，在小街上树起了天下第一灶的“鼎”。当大学里读到清初的布衣诗人，同为东台人的吴嘉纪的七绝：“白头灶户低草房，六月煎盐烈火旁。走出门前炎日里，偷闲片刻是乘凉”的诗句，我的心灵被祖上的艰辛深深地震撼了。(参见博文《试论吴嘉纪乐府诗的现实性》http://blog.voc.com.cn/sp1/zhangrengan/100713118269.shtml)。
 
         个头不高的祖父，年幼成孤，生活无着，四处漂泊。饿极之时，曾挖出蛇蛋填腹。贫困的生活，并没有让他失去快乐。年青时是乡里舞龙灯的好手，掌着龙头从窗户飞进门里飞出的，赚得无数喝采。只是祖父的风姿我们无缘见得，只能从祖母叙述中飞扬的眼神中揣模；上完小学的父亲，面对贫困的家境，将初中录取通知书悄悄收起，过早地参加到挑河挖沟的行列，带着“**山河重安排”的壮志，从生产队长到大队支书，在农业学大寨的风云中，让“保丰”这个村名实现了粮棉产量的丰收，让他至今引以自豪的，倒不是当年怎样的身先士卒地战天斗地创造出粮棉产量“超双纲”、“跨长江”的伟绩，而是从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白滩头连年未断的大学生。不仅我们姐弟三人都跨过高考的桥梁，从乡下人走进大学门，来到城里工作，每到高考结束，他总要把村里参加考试的学生的成绩摸一下，差几分的，将家长找来，坐在昏黄的油灯下，老哥老弟的谈上个一晚，问问对孩子有什么打算：“如果家中困难，先从我这儿借点钱，总得让孩子读书，再试上一年，考上了，是你家的运气；考不上，学费算我的。”老哥老弟们于是叹口气，勉强答应试试。已经拜师去学了木匠、瓦匠的，又坐到了教室。第二年的高考结束，拿到录取通知书的，定是要拉着父亲坐到酒席“上角子”，这娃能考上大学，要谢谢你呢。“小木匠”、“小瓦匠”们也争气，读了大学读硕士，读了硕士读博士，这些，又成了父亲下一轮劝说的素材，你看人家，当初不也差几分吗？现在不是坐到大学里了？
 
         我高二毕业的那年，父亲与两位叔伯兄弟一起，骑着自行车赶上了四十多里的路，来到城里为我们小弟兄三个搞后勤。老三年纪最长，他家弟兄五个，已经在三进考场了，老二也是改读了一年的文科。小弟兄仨在考场上拚搏，老弟兄仨在外面夜里三人挤着一张床，白天照顾我们的起居。也是黄天不负苦心人，我们三弟兄先后都考上了大学，而老大最小，老三最大的来历，却让小侄转了半天的脑筋。
 
         靠近集镇的孩子做生意的多，白滩头的后生们上大学的多。张家墩子上，每年九月里是最开心的时刻。乡邻们围坐在新考上大学的人家，带着自家的小孩，帮着收拾行装，指着娃儿们说，今年某某考上了，明年怕是轮到你了吧？
 
         当我们的孩子响应素质教育的号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早就不自觉地开展起素质教育了。应该感谢高考制度没有在我们童年时就开展。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。我们没有赶上红卫兵的大串联，可以免费走天下，但真真的享受了自由的时光。大人们要到田地里干农活，挣工分，顾不得整天查点我们的学习，猪圈里的几头猪的口粮问题，是我们放学后的主要任务。于是，太阳高挂西天，放了学的孩子们一个个的背起猪草篮，结队挑猪草。大我们几岁的老三，成了我们的头儿。一边挑猪草，一边听他讲《一把铜尺》，《一双绣花鞋》、《梅花党》，听得惊心动魄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讲的投入，听的专心，不知不觉地将太阳听下了山，看看蓝子里才浅浅的一层猪草，回去交不了差。老三便用树枝在靠近篮子的上口扎起一层隔栏，再将猪草铺上，趁着天黑挎着猪草篮晃过大人的眼睛。
 
         生产队里的打谷场，是孩子们的欢乐场。冬天打铜板，夏天爬草堆，白天赛推圈，晚上看电影。没有娱乐的时候，带上一张塑料布，躺到一米多高的绿肥堆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挤在一起听看牛的老先生讲朱洪武扫地，听得着了迷，找不到放牛的毡子，把枕头放直了，伸直双臂，躺在床上摆成一个“天”字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像朱洪武样的当上天子。扫地的时候也口中念念有辞地祷告，可就是怎么也不能让家俱“各登原位”。皇帝看来当不上了，于是便约着到大场上去胡闹一通。玩打“光光”，在一堆木做的、砖做的“光光”中，看谁的光光转的时间长，转的花样多。已经过了玩“光光”的年纪的时候，才知道那东西还有一个雅名，叫“陀螺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 侄儿在我们兴奋的交谈中想像着父辈们儿时的欢娱。他们经历的童年，享受着较好的教育环境；他们玩耍的的游戏，从书本中找得到范本；对于故乡的记忆，只是跟随父母回乡探访时的热情的面孔，平地树起的一幢幢别墅式的小楼。承载着父辈们童年欢乐的场所，早已随着大包干的推行，湮没于绿油油的庄稼之中，存放在父辈们故人相聚的欢谈里了。